倾诉人：婉玲，47岁，公务员

　　倾诉内容：

　　同是来自郊县的婉玲与乔振邦在大学时代相遇并相恋，两人经历了工作的选择和组建家庭的艰辛，在这座城市里终于扎下根来。夫妻俩相濡以沫，携手走过了人生的诸多风风雨雨。然而，这对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年夫妇无可避免地遭遇了中年家庭危机——乔振邦有了外遇……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　　记者印象：

　　婉玲电话里的声音布满了愤激和无奈，她说，也许她的故事实在太过平淡无奇，可是作为当事人，这两三年里，她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。促使她拨通我们电话的原因是孩子的一句话，孩子说，妈妈，你真的是到了更年期了吧？这句话，是她老公的口头禅，也是他用来抵御她盘诘的挡箭牌。现在，却被孩子用来往她的心里刺了一刀。

　　1.是他有外遇

　　丈夫乔振邦又是一夜没有回来。昨晚7点多我给他电话，他说有个应酬，到了9点多我再打电话，电话已经关了机。一种强烈的预感告诉我，他一定是和那个女人在一起？

　　心空空落落的，200平米的大房子，静得只有我一个人呼吸的声音。悦悦还没有下晚自习，就算她回来了，也是放下书包就进了自己房间，继续学习。我这种深入骨髓的孤单和满腔的幽怨，又向谁去说？

　　在朋友们眼里，我过得优越富足，老公是单位一把手，孩子的成绩考个清华北大问题不大，拥有200平米的房子，奥迪的轿车……假如我告诉她们，其实在这样光鲜的表面下，我的生活是千疮百孔的痛苦，谁又会信呢？

　　我的确曾经非常幸福，但这幸福已经在3年前被打破了。3年前，乔振邦和他单位的一个女下属搞到了一起。女人都是敏感的，多出来的餐券发票、五星宾馆的贵宾卡，莫名其妙的手机铃声……样样都让我神经紧张。我一直以为，夫妻之间应该有着起码的尊重和理解，所以我总是含蓄地提醒他，不要走弯路，不要走得太远。可他经常是一句话来打发我，你神经过敏了吧，到了更年期了。

　　我永远记得，两年半前的一天，我跟着乔振邦的车，亲眼看着他和那个女人下了车走进了一家宾馆，我却再没有勇气跟着他们一直上楼去……

　　我没有告诉乔振邦那天的跟踪，却也无法再跟他有任何亲密的举动。我没有要求了，他似乎也乐得其所，差出得更勤，晚上回来得更晚。我们之间，客气得近乎冷淡，但只要我询问他的行踪，只要稍有盘诘，他必然恼羞成怒，然后以一句“神经，你到了更年期？”来作总结。

　　连孩子听多了这类话，也开始用这话来打击我。今天早上，看着天气太冷，我要悦悦穿上大衣，悦悦却偏不肯穿，我气极了，骂了她两句，没想到她也大声说，妈妈，我看你是更年期到了，真不可理喻？

　　孩子摔上门走了，我跌坐在椅子上眼泪长流。

　　2.组建一个家不轻易

　　我和乔振邦是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的。我们同样来自那个遥远的郊县，很快便成为校园里普通的一对恋人。我们的家里都穷，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月我没有吃早餐，省下了5元钱，买了一斤蓝色的毛线给他织了一条围巾，而他呢，我们合起伙来在食堂打菜，他总会把碗里所有的肉都夹给我。那是我们彼此的初恋，虽然清贫，却是那么暖和。那样浓烈的爱情，现在去了哪里？

　　大学毕业了，我们都想方设法留在了这座城市。二十多年前，大学本科毕业生还是很吃香的，而乔振邦的性格也很老成稳重，非常受领导的器重，我在单位里干得也不错，虽然在这个城市里，我们暂时还一无所有，可我们对未来布满了信心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总是在周末短暂的相会里，互相鼓励憧憬未来，我们最大的理想，就是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，能扎下根来，将生活过得完美。

　　从我们22岁毕业一直到26岁，乔振邦才有机会在单位里借到了一间30个平米的小屋。那个冬天，我们姗姗来迟的婚礼终于举行。新婚之夜，他在滴水成冰的房子里，将我冰凉的脚捂在他的怀里，他说，婉玲，你是这样好的女人，这一生一世，我只爱你。

　　海誓山盟是浪漫激情的，可生活是由实实在在的琐碎小事组成的。我们都是从穷山乡里考出来的惟一的孩子，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照顾老家弟妹和亲友的义务。工资的三分之一要寄回家里去，双方老家的亲戚来走动，也需要我们照顾。农村人讲脸面，亲友们来了，一定要好鱼好肉的招待。有一年一个亲友来我家，时间太晚，菜场的肉都卖完了，我只好买了更贵的香肠来招待，可这个亲友并不领情，相反回家后跟我父母抱怨说没有受到好招待。害我们过年回家，还被父母教训了一番。

　　人情世故，家庭负累，再加上彼此工作忙碌，我和乔振邦迟迟不敢要个孩子。一年两年过去，乔家急了，以为我不能生育，居然向我们提出，要把乔振邦哥哥的儿子过继给我们，我这才横下一条心，马上怀了孕。

　　3.夫妻俩渐行渐远

　　悦悦生下来了，因为是女孩，婆家人并不兴奋，我也不兴奋，因为生孩子，我已从业务科室调到了相对闲散的资料室。只有乔振邦，兴高采烈给女儿换尿片喂奶，进进出出都哼着小曲。抱着孩子，看着她红扑扑的小脸，我也不禁心软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乔振邦的工作实在太忙，总得有人做出牺牲，要牺牲的话，那就让我来吧。

　　慢慢地，我上班时开始心不在焉，手上总端着毛线活，一到下班点就往家里跑，拉蜂窝煤换煤气修水管，孩子病了一个人深更半夜抱着她去医院，每到周末就陪着孩子去每个培训班培优班，我忙成了一个陀螺，全心全意都在孩子身上。乔振邦也没闲着，他负责着庞大的家庭开支。他也累，人也瘦了，但他显然从工作中得到了更多的乐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增高，他越来越显自得气风发，而我们之间，渐渐的，除了孩子，倒没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了。

　　我们搬家了，从30平米的统间到两室一厅再到三室一厅，房子越搬越大，生活越过越好，孩子也争气，学习上从来不让我们操心。这一切看上去是多么美啊，乔振邦曾揽着我的肩，用布满感激的声音对我说：婉玲，我们这个家是多么幸福啊，我只有回到这里，回到你身边，一颗心才能觉得安稳。

未完，下一页